[青橄榄书殿按]
能由我们推出《与上帝拔河》一书，实在是莫大荣幸。出版几经周折，这期间也感受到著者的谦和、耐心与信任。书终于出来，就此我们也跟齐宏伟先生有很多交流，摘录部分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问：请谈谈您的写作缘起，您心中的关切是为哪些人所停留？
答：我不是为了写而写，也不想给中国散文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气息。起初的感动很简单：就是想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上帝的带领、感动写下来。很多人会说，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所谓带领，焉知是出于上帝还是自己？所以，我就尽量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受者心态，不刻意、不做作，但求把听到的、感到的记下来。我不指望能创造一个世界，我盼望能充分理解眼前的世界，这就是弥尔顿说的莫大智慧。结果，陆陆续续写了十几年，把散乱文字合在一起，我便更清晰地听到了彼岸足音，看到了天国脚印，闻到了永世花香。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境界，我只是一个品尝者和发现者。通过本书，我也成了一个分享者。
至于潜在读者群，我倒从没考虑过。我起初只想把自己的感触记下来。我无法专门为读者去写作。我在“后记”里提到，除非我是作为一个真理的见证人，否则这些文字也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至少在我眼中是如此。
我只能通过自己与真理的关系来理解周围的一切。但等到写成一本书后，我就知道文字是严肃的，因为它承担着传递真相的重任。我就反复修改，以期从旁观者角度也能顺利进入，而不能自说自话。这样假设的旁观者，在我看来是那些在生活中挣扎又不甘于平庸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当下，生活在中国，使用着汉语的人们。我们都渴望世界和人生更美好，但又找不到具体的路径。我想，这书可以拿给他们看。让他们跟我一起，出发去寻找“生命的湖”。
问：您说到见证上帝的带领和感动，但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能从您的书中读出什么吗？
答：这正是我的一种前理解：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彻底的无神论者。中国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靠着与神秘的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圣经》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从这一前理解来看人，我把人看成是一种宗教活物。没有没宗教的人群。人这一生注定要与上帝拔河。人最大的需要不是功名利禄、性欲食欲的满足，不是征服欲的满足，而是被征服欲的满足，说到底就是渴望被彼岸、天堂、永生和上帝满足。《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
上帝已经在每个人心中说话，也已经通过大自然和圣书说话。我所要做的，只是继续这一谈话，或者唤醒对这种对话的敏感而已。最终每个读了我书的人，不是从书中得到收获，而是从自己心中和自己身处的世界，从头顶星空和心中道德律得到收获，学会听听心中和头顶的上帝之声，让高贵人性复苏和成长。这比任何人硬塞给你的收获都大。
问：说白了，基督徒相信必须得信耶稣基督救赎才能得救，这种高贵人性的复苏和成长才有可能。您会不会忽略了这点呢？
答：我当然不否认这一点。但问题在于，道也需要种在好土中，门徒也需要打听这个城里谁是“好人”（参太10：11）。我们也常说，福音使命是播种，文化使命是耕地。心田需要犁耕。很多人误会基督教只是西方文化，也认为中国文化复兴就可以满足人心，或者“天助自助者”，人最终还得靠自己，或认为宗教是鸦片等。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真正明白道的珍贵和与自己的深切关联。我在书中梳理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接触基督教时会遇到的问题，也给出了处境化而不妥协性的回应。我的目的就是盼望玄奘西天取经的精神再在我们心中复活，取来真经。我们需要再次出发。真理没了我们还是真理，我们没了真理就什么都不是。
问：书中您处处谈到“信仰”对于个体和人类的重要，但其实信仰这一词很宽泛，但本书中这一信仰分明指向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内核，那么，为何没有指向其他宗教信仰？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泛泛谈信仰，跟泛泛谈爱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爱一个人，是爱一个具体的人，不是爱上爱情。真正的信仰必然是绝对的，当然不是独断的。真理也必然是绝对真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Mr.
Four 当然有权说Mr. Five 和 Mrs.
Three都是错的。关键不在于口气和语气，而在于是不是代表了真理。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师傅，但父亲只能有一个。肉身的父亲只能有一个，灵魂的父亲也只能有一个。
但我怎么知道自己就是对的？我无法凭我的理性来断定，只能凭着真理向人启示的慈悲和恩情。我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
当今世代，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我无法强迫人接受我，但我深愿每个人都能反省自身的牢固前设，从而能真正与真理对话，展示真理容颜。对一个相信真理能对人说话的人来说，我不会忧虑到寝食难安。
问：这应该是您本书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那对于第一和第二部分呢？
答：第一部分是讲了很多被神圣大爱改变了的人的故事。我是从人间的爱写到那种神圣的爱，给那种大爱一种铺设和理解前提。同时呢，又把这种爱带到这个纷乱、冷漠的世间。这些真实见证，它们都曾援助了我的心魂，也温暖了我的心灵。我盼着它们也能温暖你们。
第二部分则从荒寒写到惊艳。这部分是“景”与“境”。中国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但中国散文的最高境界常是空灵、悲凉与哀伤。我呢，则算是另辟蹊径，写出了一种大欢喜与大欣悦。这种欢喜和欣悦的前提是相信这个宇宙被一种俯身下倾的慈悲和恩情包裹。对我来说，感恩先于审美。
书稿写成，拿给身边人看，我夫人最喜欢第一部分，觉得质朴蕴藉；范学德兄激赏第二部分，还写了长篇序言，尤其讲了第二部分的魅力和内涵；我自己则最喜欢第三部分，因为那是我对信仰、宗教与东西文化十几年思考的沉淀，也是我对天人物我关系的概括。那是一种信念，而不只是文字。
问：您对自然和人性的看法，和中国文化传统有什么区别吗？
答：中国人看自然是“自然而然”，也就到此为止，止于自然情怀。我看自然是“神圣使然”，通向神圣情怀。中国人看人性，不管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被某种光明意识笼罩，我则希望透视人性深处的幽暗，但又不止于幽暗，而是因着揭露阴影而提醒读者抬头看光，因着揭露幽暗而提醒读者放眼看亮。
问：为何您认为人性中的美好面无法救拔人性中的幽暗面呢？
答：问题在于人的幽暗面有多深？人若是已经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地下室人的发现，人根本就不可能陷入自救幻想。这好比一个人在海中快要淹死了，当然无法通过水做的梯子登天。这是基督教护教学大师范泰尔的名言。我读后印象深刻。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性幽暗重视不够，也未能真正透视到人性深渊。人是深渊中的呼告者。这是舍斯托夫根据《圣经·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一节给出的人之定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话，我们到现在还没真正理解。
问：如何在中文灵性写作中引进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念，而不只是抽象的上帝、抽象的召唤和抽象的救赎呢？如何兼顾教义性与艺术性？我感觉西方那些有强烈超验意识的诗歌或散文文本中，的确也特别强调终极救赎、精神返乡，但谈及那“召唤者”、“至高者”时，更多指向某位绝对他者的上帝、诗意抽象的上帝、超验神秘的上帝和存在主义的上帝形象。比如荷尔德林、里尔克、海德格尔等，他们艺术性的确很高超，思想性的确很深邃，但为何我感觉从教义上说，他们是比较片面甚至割裂呢？因为这些优秀文本中似乎缺乏：从“超验神秘作为道本体的上帝形象”过渡到“道成肉身在历史中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的上帝形象”，更少指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一福音客观事实。莫非因为这些诗人的神学是自由主义式的，其神学理念必然会影响其诗学实践？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笔下的上帝是否仍然更多局限在“普遍启示”式的上帝？西方是否有强调完整的“特殊启示”的诗学资源？是否由此也说明，这个时代是一个排斥基督，却欢迎抽象上帝的时代，尤其文化圈，如今也很津津乐道于上帝、超验、彼岸、终极和救赎等，但你一旦要强调基督救赎，马上被扣上教条主义和非普世化帽子。所以，普救论、唯灵论、宗教万宗归一论更能博得大家认可。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在写作中仍然持守这种“强调”？或者说，如何在文本中更近一步地引入那一位具象化的、道成肉身进入历史并在苦难中亲自尝尽罪和死并且复活并且有一天要审判全地和更新全地的上帝？你觉得可以做那些尝试？
答：我在书中分析了特拉克尔的一首诗，也指出了海德格尔和他都有的严重内在危机，接下来，我就写了《起来，回家》，明明确确描绘出真正的回家和救赎体验。你提到的情况，目前确实是一种严重危机，也就是以普遍启示代替特殊启示的危机。但我们也不要贬低普遍启示。这方面，青橄榄书殿推出的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讲得最好。按巴文克说的，上帝不管是通过普遍启示的讲话，还是特殊启示的讲话，都是真实的，也都是确实的。但问题在于，只有在领受了特殊启示后，才能充分、完整地理解普遍启示。我的努力就是以新生命去铺展一种新视界，来撞击所有人的看、听和想，以期引发真正对话。
从这一点来说，《与上帝拔河》提供了真正引发对话的材料。
若谈到尝试和努力，这本书的三部分其实可以概括：第一部分重在写“爱”，第二部分重在写“望”，第三部分重在写“信”。爱是结果，望是过程，信是基础。一个人，只有真正体会了信、望、爱，才能真正言说信、望、爱。
（《与上帝拔河》齐宏伟 著，2014年7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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