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神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世间一切思想学说，无非就是捏在手上的几张供人玩世的纸牌而已
2016年这个夏天很热，是三十年来之未遇。湿热难耐，无以解闷，唯读史以销永日，古人说：“读史宜夏,其时久也”，信矣。然而，中国历史读起来，却又非轻松畅适之事，虽然不像鲁迅所看到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那般阴森恐怖，不过，一种晦暗不明、幽深沉重感还真是有的。
这个夏天，大雨滂沱不停，荧屏常现各地江河水涨、大地汪洋一片画面。自大禹治水到如今，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几千年抗洪救灾史。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按照圣经的说法，自从人类始祖亚当悖逆犯罪，全人类都在亚当里一同堕落了，整个大地也同时遭到上帝的咒诅。人类的生存环境如此之严峻，无论我们反抗还是屈挠，它都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上，其令人忧惧的阴影一直隐伏在我们心头，即便自大盲信如夜郎，终也抹不去杞人倾天之忧。
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劣，为人们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源而引发相互间冲突埋下了伏笔，进而激发由人性之恶而造成的人为灾难。地上有多少罪恶，天上就有多少灾难。这样，我们的历史就在这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灾难的磨难中体现出一种超常的严酷性。即如曹孟德那等“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也有感于这种严酷性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而无奈地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叹。今人读史，又岂能轻易以渔樵闲话的心态待之的呢？
历史是什么呢？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历史是一条河》一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沈先生这段文字读来极为优美闲雅，以致于无意间给我们历史特有的那种严酷性蒙上了一层极富诗意的面罩。事实上，随便翻开一本中国历史书来看，人们立刻就会发现，中国历史远非是些过去时代人们伤心乐事的任意铺排，它告诉今人的也不尽是什么旧时代“最笨的人”的相斫相杀，反而尽是过去时代那些最聪明、最识得时务的“俊杰们”为掌夺生杀大权而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搏杀争斗。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正是中国的“俊杰们”相互间的搏杀争斗而造成的人为灾难，更远胜了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苦难。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君王们犯了错误，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要为他补过；和这一样，伟大人物的谬误就会把有害的影响传播于好些整个整个的世代，甚至几个世纪；并且这种谬误还要成长、繁殖，最后则变质为怪诞不经。”（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问题，不正是拜历史上那些君王与伟人们共同所赐的么？
然而，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历史就是天干地支的依次轮流搭配，六十年一轮回，末了，一切又从头再来，周而复始。这样的历史纪年，无形中给人的印象是，历史会无止境地循环往复下去，而人世间也无非就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地排演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朝代更迭大戏而已。这样的历史观，恰如雅斯贝斯所说的：“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它从一个骚动或是一个灾祸紧接到另外一个，中间仅间隔短暂的欢乐，就是瞬息间出现的一些小岛，它们终究也必然会被吞没的。一切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一条被恶魔铺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翻开我们全部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页，上面所记的，不都是这样的吗？因此，所谓历史，不过就是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无数个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无意义地排列、堆叠的记忆。循环的历史让人看不出它有何目的，且近乎虚无，正如元曲中所说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既然历史对于人无目的、无意义可言，那人在今世的生命也就无甚目的与意义可言。这就难怪2015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一场主题为“中国想象与中国书写”的对谈中，一名当代的著名作家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说不清楚。”而一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则表示：“谈到价值观，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所谓的价值体系，或者只能说大致的东西，在中国文化里，叫无为而治，甚至于有一些玄，干脆沉默、无语。”
我们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而历史也稳稳当当的走到了二十一世纪，然而我们却仍然搞不清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不明确，人的生命就只能整个地深陷于他眼前现实利益的泥沼里而不能自拔，凡与现实无关的，都可视作迂阔多余；凡与眼前利益无涉的，都可弃之如蔽履;且堂而皇之、自欺欺人地祭出“活在当下”四字，作为今世人生的生命宣言。
“活在当下”的观念之所以大为人们所推崇，完全在于他们对未来少有盼望的心态。对于这样的一种生存光景，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重病的俄罗斯》这本书里有一段专门的论说：“在中国，它（实证主义）已变成了一种宗教。中国的精神根基，老子和孔夫子的学说，一种完善的实证主义，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地上的、非天上的宗教。对于彼岸世界，没有任何秘密、任何深入与渴望。一切都简单，一切都平凡。拥有的便是现存的，别无他物，也别无他求。这里的世界——就是一切，除了这里的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天空——不是新的开始和旧时代的结束，而是现存大地无始无终的延绵。大地和天空不是将来要统一，而实际上现在就是统一的。地上最伟大的帝国就是天上的帝国。可这个帝国摒弃上帝，但摒弃上帝，摒弃上帝的个性，人就必然会摒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人类的个性。为了蝇头小利、温饱和所谓的小康而拒绝自己对上帝的渴望和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必然会陷入绝对的庸俗习气之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梅氏这番话把我们的生存情状看得相当精确，分析得深透，很值得我们借来思想、反省。
从古代至现今，我们对世界及历史的眼光完全是此世性的，我们骨子里头对超然的世界从来不作过多的思想。我们拒绝承认在我们这个现实之外还有真、更现实的绝对者存在。即便外来的佛教为我们引进了“来世”的观念，但也因为它让人看不到，摸不着，纯属虚无飘渺不切实际的东西。虽然我们中有不少的人宣称信佛教，但真正对“来世”有过认真思想过的人也少之又少，因为这眼下的人生已经够我们心烦一辈子的了。如何过好眼下的日子，如何与世相处，才是值得我们真正一生操劳担心的事情。
因此，一方面我们常以孔子之说为入世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又以佛道为独善其身的护身符。儒、释、道三家乃至世间一切诸子百家学说，在我们心目中，无非就是捏在手上的几张供人“玩世”的纸牌而已，什么时候该出什么牌，什么时候该打哪一张，全以当下的个人境遇和个人意志来决定。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一种学说的认信，我们是少有“一以贯之”的。其实，我们这个族类从无始以来就不知晓信仰与崇拜为何物，因而我们也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与崇拜，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是独树一帜的另类。
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最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我们什么好像都信，其实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真正地信，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骨子里头其实一直是个怀疑主义者。拿孔子来说，这位圣人有志于“兴灭国，继绝世”，但是他内心却早已为自己准备了一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退路；他对学生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但他却并非真的在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情形下带他们出海去漂游。孔子真正的人生情怀是在《先进篇》中他那喟然的一叹：“吾与点也”。能够叹之以喟然，说明学生曾皙的话触及到了他老师心灵的深处。也正因为有此一叹，我们才知道这位圣人“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所以，一位明末的著名禅师永觉元贤不无调侃地说：“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圣人尚且如此，又何况一般“散焉者乎”？
没有真正的信仰，人的一门心思只能锚在这个尘世上。如何与世相处，怎样在这现世实现人生的价值，也成为一切知识的指归。倘若一切知识学问不能经世致用，则为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明末清初的一位极富学养的高僧憨山德清，曾为人开出一条为人处世的秘方：“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他在《道德经解发题》中解释说：“愚尝窃谓孔圣若不知老子，决不快活，若不知佛，决不奈烦；老若不知孔，决不口口说无为而治，若不知佛，决不能以慈悲为实；佛若不经世，决不在世间教化众生。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这种“三教原来是一家”的思想是我们处世为人的精神宝藏，凡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自认懂得一点道，能谈一点禅。因此，看中国人的脸，个个亦儒亦释亦道，又都非儒非释非道，结果最终都如庄子所言：“吾丧我”，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基督徒是属天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
然而，正是因为不相信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位格的绝对者的存在，才是人类一切不幸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人类的历史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历史为上帝所创造，上帝是历史的中心。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罗11:36）。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8）。
因此，历史有创始之时，也有末了之时，而整个历史进程都为上帝智慧的大能所掌管和护理，正因为如此，历史有其意义与目的。上帝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赛
46:10)；“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
17:26)。因此，历史最终就是一个上帝旨意成就的过程，从创世以来，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其最终归宿就是神国度荣耀的完全彰显。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基督徒都会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对于眼下的人生也会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的人生目的与价值也都非常明确。《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前:10:31)。为此，信徒常常向耶和华神祈求祷告：“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90:12)
。基督徒什么也不求，只求拥有一颗智慧的心。因为只有智慧的心，信徒才能在今世过一个荣耀神、讨神喜悦的公义、圣洁的人生。
的确，基督徒也非常珍视当下的每一天。因为基督徒确信，我们之所以有今世的生命，那完全是出于神仁慈的恩赐，我们在世的每一天都是神特别的赏赐，而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人的益处，祂“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提前6:17）。为此，我们当心存感恩地来领受，加尔文说，“理由是：我们这一辈子是在预备享受天国的荣耀。”
不过，耶稣告诉祂的门徒：“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11:13)。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2,13）。基督徒看每一天都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每一天在人的生命中都有它相当的位置，因此致力于过一个追求公义和圣洁的人生,力求在这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即使人在一个特别困厄的时刻，那个荣耀神、向着标杆直跑的心志依然坚定不移。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写道：“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最后的一天来度过,但同时又怀着信仰和责任感来度过,仿佛辉煌的未来仍然就在前头……毫不畏惧、毫无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很不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
一个真信徒绝不会轻易地让一天虚度，他反而每天都会更谨慎地过活，更忠心地作工，藉此能亲历当下这个在地如在天的日子，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使徒在提多书二章11-12节里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是的，基督徒重视现世人生，珍惜每一天的日子，但绝非是纵容自己、毫无节制地沉浸于此世的物质享受，那样的话，他就真的有祸了。保罗曾警告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恰恰相反，基督徒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属天的，他知晓自己在这世界仅仅是个寄居者罢了，他每天都是活在对未来那活泼的盼望中的，那盼望超过世界和一切属世的福分：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分，就是永远的生命”（诗133：3），在主耶稣基督应许门徒的国度里，将来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
基督徒的盼望基于对神真实不虚应许的信心。正因了对未来有所盼望，基督徒才感到今世的生命并非虚妄荒谬，人生有其真意而并非梦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10：5)。基督徒从不轻看自己的身体，也从不认为这身体是什么臭皮囊。使徒保罗满怀深情地告诉信徒：“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6:19-20)。每个信徒都是建造那灵宫的活石，因此他们特别注重生活中那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力求在圣灵的带领下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为此，法兰斯·迪信在他的《在地如在天的日子》这本书的最后写道：“你若然已经是属天的人，那么，你可以在迈往天家的路途上，尽情享受这在地如在天的日子！”
生活的窘迫与艰辛在中国人身上得到最充足的展现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中国人被黑格尔的这句话已忽悠了一个多世纪，今天它仍然被许多中国人奉为人生金言。我们已经有了本民族的“厚黑学”，再掺合点外来的黑氏现实学说，最终将我们熏陶成为当今这个世界上最讲实际、只讲现实、唯求“进取”的民族。然而，在一个完全被“现实”捆绑、完全被“进取”催逼的群体里，人只能以急功近利的方式忙碌于此世。如果说生命有价值，人生有意义的话，那也只能在此世具体得着才显得真切实在。如此一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成功哲学”让人生最终变成一场人与人疯狂争斗不息的战争。在这样的现实里，一个人无论为狂，为狷，或为乡愿，哪一种生活都叫人活不出人生命本应有的样式来。
西汉主父偃，为汉武帝破格重用，一年升迁四次，曾发愤言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后来，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后因齐王之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太史公评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唐人崔湜，《旧唐书》本传云：“湜美姿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际，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也！’是故进趣不已，而不以令终。”有史家评道：“崔湜之德，去祖逾远，谓势可恃，谓进无伤，及位极人臣，而心无止足。览《海鸥赋》，知而不诫，及荆州之梦，人知不免。《易》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人当时可谓风华绝伦。怎奈一生钻营进取不已，结果四十三岁朝廷赐死，缢死驿站中。
主父偃、崔湜二人算是中国历史上持汲汲进取之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也真的赢得了一时的成功，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输了，而且输得极其悲惨。而又有另一类为了成功者，为了保住官位，他们在主子面前极尽谄媚取巧、奴颜婢膝之能事。
《旧唐书·杨再思传》载：“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同休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请剪纸自贴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巧取媚也如此。”
像这种庸佞无作为、摇尾取怜者，中国历史上代不乏人。《清史稿·曹振镛传》载：曹振镛历事三朝（乾隆、嘉庆、道光），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赐谥文正。他作官五十余年，侃侃以老成自居。朱克敬《瞑庵二识》记：“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有无名子赋《一剪梅》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园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看看，人都混上了宰相之位，尚且还活得如此窝囊苟且，遑论那些被当代小说家称作“政治小动物”们猥琐卑鄙的可怜状了。
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有“官有奴颜奴性”条，把那混迹官场者们的可怜状说得无比透彻：
“《礼记》有‘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二语。仆，家臣也，与世之所谓奴者本异其解。后世无家臣，而以供使令效奔走之人为仆，义亦自通。盖《太玄经》有‘小盛臣臣’一语，注：臣臣，自卑貌，《孟子》有‘使己仆仆尔’一语，注：仆仆，烦猥貌。是则观于‘臣仆’二字之意义，其污下可知。至仕于公之臣即官也，自廉耻道丧，习于卑鄙，遂无不胁肩谄笑而奴其颜，委曲将顺而奴其性，至是而臣之与仆，固一而二，二而一矣。金奇中有慨于此而言曰：‘凡有官癖有官气者，即谓其为有天生之奴颜奴性也，亦无不可。’”
看看我们周遭那些热衷此道者，不也正是这般“廉耻道丧，习于卑鄙”的模样么？
哎！作平头百姓，活得艰苦；混迹官场，则活得心苦，人类生存的窘迫与艰辛在中国人身上可谓得到了最极致的展现。作家戴厚英有本小说名字取得极好：《人啊，人！》三个字，饱含了多么深邃、多么苦涩的哀叹与无奈啊！
然而，有一条路，一条向下的路，一条适合我们当代人走的路，一条让人活出人应该有的生命样式的路，这是一条能让我们内心充满喜乐的人生之路。卢云神父说：“基督教救赎的历史，自始至终就是一场抵挡这种‘向上哲学’的革命。”他在《向下的移动》这本书里写道：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在于，上帝择了一条最彻底的谦卑向下之路，来启示祂神圣的奥秘。”
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之目的，就是为要拯救罪人，这伟大的救恩却是通过基督的虚己向下来成就的。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6-8节对此说得很清楚：基督耶稣“祂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徒不属于这世界，正如基督不属于这世界一样。因此，保罗在给歌罗西的圣徒一封信中写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2节）。另一个使徒约翰也同样对信徒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一2:15-17)
。所以，基督徒从不看重今世所谓的“成功”，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在今世中怎样荣耀神，在现世生活中如何见证神的荣美。而为此目的，基督徒就当效法基督的样式，谦卑顺从，“在一切都要往上走的世界里，走在那条向下的救恩之路上”卢云神父如此说。
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需要上帝垂恩的民族！
从我们的历史来看，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环境大不尽人意，然而，恰恰是这种大不尽人意的境遇造就了中国人特别地能生存的这一民族性格。尽管感觉到活得是那样的艰苦、费力与疲惫，但凭着生命的本能与韧性，依然能倔强地活着，就像电影《芙蓉镇》中那个男主角秦书田说的:“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又如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的福贵那样：“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活着，只求活着，就是作为人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这是一种极其艰辛悲凉的存活光景。几千年来，我们就在这严酷的现实里挣扎、折腾，直至哀嚎，“直到我们的悲痛化为眼泪、诉说或是呼号，灵魂才觉得轻松与自在，仿佛把自己排解及释放：直至从悲哀中声音冲出一条路（维吉尔语）”（蒙田《论悲哀》）。
“以笑的方式哭”，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类生存意志啊！这仿佛是上帝给予中国人特有的恩赐与智慧。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哭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为一种极其深刻且常态化的现象。
哭，即是人性软弱的一种呈现，悲痛情绪的一种宣泄，同时也是对命运不屈服的一种呐喊，更是对当下生存境遇的一种控诉。然而，就因着哭这种一时的情绪宣泄，人不可承受的生存之重便可暂得一刹那的缓解与喘息，人生才不至于在无望的绝地里彻底沉沦下去。
于是，清人金圣叹如此快意地说：“哭者，人生畅遂之事也。”
哲学家康德认为，哭是大自然为了人的健康而预先安排的镇痛剂。
维特根斯坦说：“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这是十九世纪一位叫罗伯特·欧文的英国思想家说的。拿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一方水土地养活一方人”。我们这方水土上能养活些怎样的人来呢？严酷的生存环境，苦难的无边无际，无论我们抗争还是屈挠，均感人力的软弱与无助，而唯藉泪水可以缓和之。因而在我们的历史里有太多令人痛彻心扉的“名哭”：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於衢涂。”《荀子·王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淮南子·说林训》
贾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史记·贾生列传》：贾生名谊，“为梁怀王太傅。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曾上疏陈政事，其《治安策》云:“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魏氏春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
晋人何点，“哀乐过人，尝行逢葬者而叹曰：‘此哭者之怀，岂可思邪。’是悲恸不能禁。”《南史》
唐诗人陈子昂，登古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
茶圣陆羽，“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新唐书·陆羽传》
唐衢，“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旧唐书》
清初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嗜酒喜笑，当其沉醉无不欷虚饮泣。一日大书一“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不久发狂疾，忽然而笑，忽然而哭。
……
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一滴人类的眼泪，则可映射出我们生命的悲怆。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只有犹太民族与我们有着同样深重的苦难史。然而在耶路撒冷，那里却有一堵专供人倾诉悲情的哭墙，因而犹太民族在哭泣之后能唱出“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30:5)这样充满希望和欢喜的诗篇。我们呢？我们没有这样的哭墙，我们深重的悲情无从倾诉，我们所有的艰辛苦难都只能由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硬生生地来承当，因而我们最多只能苦吟出“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南齐谢朓诗）这种凄楚悲凉的诗句。
从整个人类生存实境来看，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需要上帝垂恩的民族！我们才是最最需要与神交通、向神祷告倾诉的民族！倘若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能够像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中说的：“当我们的重担太复杂，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或者太神秘，不能明白的时候，让我们倒在主的怀中，把我们说不出的悲哀痛哭出来！”主耶稣应许信祂的人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路6：21）。然而我们从来就不信神。
基督教信仰的三一真神是公义的神，是真理的神，也是怜悯人的神，只要人信从祂，顺服祂，祂就愿意拯救他们。先知在这方面给我们有许多的教训。《旧约·诗篇》第33篇12节大卫写道：“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因为“敬畏祂的，祂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诗145:19
）；并且这位充满慈爱的神主动地呼召祂的子民：只要你们“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诗50:15）。
神的话永不改变，神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因为祂是信实的神。主耶稣对祂的门徒应许：“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太21:22）。然而，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里，我们从来没来没有向神真心祷告过，我们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声“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诗130:1)这种来自生命最幽深底处向无上至高者求助的呼告。
是因于我们不屈不挠的个性？还是因于我们心太过顽梗刚硬？抑或我们太强的自尊心阻止我们完全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断乎不是！乃是因于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没有真神上帝存在的意识，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因而也从来不晓得我们一直是活在一种与神隔绝的、失丧的、被罪捆绑的情形之中的。
上帝借旧约先知的口在一处经文肯定地教导人们：“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珥2：32》。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罗10：14》在我们的传统中，既然从不知道有超自然的神存在，人们又怎能信呢？因为未曾信过，所以从不求告；因为从不求告，所以难得安慰。
神学家D.A.卡森讲：“人若不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他们就不会呼求拯救。人若不知道他们被判了死刑，他们不会求生命。人若不知道他们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上帝的爱对他们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加尔文说：“事实上，他们若不相信神早已预备救助他们，他们就连想也不会想求告祂”（《基督教要义》）。
三千多年的历史尘埃，像挥不去的阴霾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见那只伸向我们的拯救之手。就像先知以赛亚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赛59:1-2）。
今天的犹太人仍就在手抚墙壁哭泣、祷告，在哭墙那里书写他们内心对弥赛亚的热切盼望。我们呢？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仍然不信耶稣基督，仍然不晓得该向谁倾诉、向谁祈求。我们所有流出的泪水因无处排放，只能又重新回流到我们心里。这样，三千多年的历史之泪，一点一滴汇集成我们民族心里那片汪洋浩博的泪海；泪海中一朵朵破碎的泪花，幻化成一个个纸上酸楚的字词，串结成人类文化史上一部最深重的泪史：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诗经·小雅·四月》）
“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方勺《泊宅编》）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曹雪芹《石头记》）
“凡纸上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平山冷燕》序）
杜甫《二吏》《三别》：“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王嗣奭《杜臆》）
“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王国维《人间词话》）
“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刘鄂《老残游记》自叙）
……
历史的泪花，涕泗滂沱几千年，何以挥之不去？何以伤心不断？“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降及近代，中国人方才开始放开眼量，寻找那泪水的截流之道。
一百多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仍然没有过时
翻开我们的历史，
搭眼就能看见，这里面多少泪珠儿不都是我们自己给催生出来的么？我们的历史恰好印证了旧约圣经的一句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弥7:6），这话咱中国人听来，可真的倍感扎心。
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也，中国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贪其利、贪其功也”。正因为我们本性中这种“贪其利、贪其功”的恶，我们的历史才呈现出一种既无柰又严酷的面目。
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里，作者郑刚这样写道：“一个美国人曾说过，任何人对待中国人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待自己那样残忍。”作者说：“就连海外华人黑帮也只敢欺压中国人。”
《中国之殇》这篇文章，在网上点击率颇高，该文章写道：“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
2017年年初，秦晖教授在《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制度》一文中说：“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大约就是两百来人。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而按其他史料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家人就能做到这么凶狠呢？刘亚洲在《你以为在歌颂光明，却带来千年黑暗》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中国的文明现象，他说：中国文明是“对外怀柔，对内残忍”。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两千多年前的公孙弘有句名言：“宁逢恶宾，不逢故人！”公孙弘这话是因为遭到同乡好友中伤后所引发的深刻感触，这话说得得是即怨且愤的啊!
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族类哦？同族类的成员应该互为肢体，既然是互为肢体，为什么我们这个族类的一种肢体对另一种肢体就能做到如此冷酷地“相煎何太急”的呢？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一种族类能像我们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与自己过意不去呢？我们对自己仿佛有一种本能上的怨怼，我们宁可忍让外人对我们的不是，可对于自家人却毫不手软，半点让手也不打，甚而可以做到绝对的冷漠和残酷。这种乖违悖理的现象表露出我们这个优秀族类的心性底层，潜藏着一种我们意志所不能控制的自戕性冲动，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让人防不胜防，而这一旦发作，既伤人也害己。人性中诸多的恶是何等的怪谲，令人匪夷所思。
心性上的痼疾，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人类自己都无法从根性上将其治愈。惟一的办法就是将这心性重新更换、再造，而这又更是人自己不可为之的。心性不改变，人生存的苦境永远不会有任何的好转。
对于我们心性更换与再造的问题，上个世纪早些时候，周作人就曾作过一番探讨，他说：“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周作人《山中杂信》）周作人的这份担心，从今天的现实来看，还真被他说中了。
本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心本也有神的公义、圣洁、良善、怜悯。但是，后因人悖逆神的旨意而犯罪堕落，人心也失去了公义、圣洁、良善等，“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以至于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
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说，人要寻求真正的真理，没有别的路可走，人只要找回自己迷失已久的那颗原初真心就可以了。孟子的愿望很正确，但他不知道自人类犯罪堕落后，人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4:18-19）。人唯有藉着神的救恩，凭着祂赐给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被重新再造，我们才能拥有新心性。虽人背离了上帝，但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祂并没有丢弃我们，祂主来寻找人，祂对我们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结36:26）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人接受基督的救恩,信靠祂作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与主联合，与主就有相通的生命，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祂的道，领了祂的教，学了祂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4:20-24）。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他第一次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自此耶稣所传的福音临到中华。
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是叫人认罪悔改、重生归主、信靠基督的好消息。主耶稣第一次在人间传道时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祂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祂命令门徒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路24:47)。使徒保罗在谈到基督耶稣降世目的时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1:15)。在《使徒行传》四章12节，被圣灵充满的彼得，理直气壮地对当时的耶路撒冷那班长老、文士及大祭司们宣告：除耶稣以外，人类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著得救。”保罗对罗马人肯定地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10:9
）。
这福音绝对是人类史上真正唯一的上好消息。它不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崭新的政治体制，它也不是为我们制定一种新的道德信条；它是使信这好消息的人的内心被大大地改变，拥有新的生命，使徒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新的生命必然有新的光景。保罗对以弗所的圣徒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著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弗2：13
）。“如果你们听过祂的道，领了祂的教，学了祂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4：21-24）。随着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我们必然就能与自己和好，我们再也不会对自己过意不去了，进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融洽了，人与人的相处也就容易了。如此和谐光景，世间哪还会有伤心落泪的事呢？因此，信福音，认识神，是人生命的幸福之源。
圣经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5：8）。怎样才能见神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1：18）。耶稣基督直接向人们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使徒约翰解释这句话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1:4),因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
遗憾的是，当这上好的消息已临到我们这方土地，这生命的真光已照耀到我们，然而，我们有耳却不能听，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我们在心里拒绝这光，就像使徒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人们为什么不接受这光呢？使徒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约3:19-20)。
没有光，所以我们一直就看不到自己心性上的残缺；没有光，我们永远也意识不到我们生存光景是何等的幽暗，以至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已两百多年，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看作“洋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上帝是西方的观念！”“中国人就该信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中国，很民粹，也很民族。然而，耶稣实非西方人，基督教也非诞生于西方。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主，祂不仅是西方人的上帝，祂也是天下所有人的上帝。上帝并不因为我们认可祂是上帝祂才是上帝，上帝也不并因我们不认祂是上帝祂就不是上帝。上帝是自存自证的，因为祂是上帝。
两千多年前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一个关乎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真实的历史性事件。如果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或只能信仰本土的传统宗教文化，这无疑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且盲目地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态度去看待人信仰的问题。一个人的信仰不是由他的民族性来决定的，信仰绝对是一个个体性的事情，是个人与神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的信仰如果掺入“吾从众”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信仰也就不成其为信仰了。真正的信仰是一个人对于上帝的呼召如何回应的事情，他是顺服还是拒绝，他生命的去向就此被锁定了。
世上所有的宗教、思想、主义都是人去寻找神、人去寻找真理，唯独基督教信仰的神是祂亲自来寻找人，祂亲自来呼召人，祂拣选人。因此，真正的信仰不是由人自己来选择信什么不信什么，更不可能由人的出生地来决定。上个世纪初，许多有志向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欧洲、到日本去寻找自由，去寻求解放的真理，不正是说明了这番道理吗？
然而，对于生命终结意义的追问，对于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的获取，惟有在耶和华上帝的特殊启示里，通过信从耶稣基督，人才能最终找到真正的答案。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5:1
）。耶稣对信祂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于是保罗提醒我们：“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林后3:17
）。
所以，中国人信服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绝非什么离经叛道、数典忘祖之举，相反，这乃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福气。
赛先生与我们何干？德先生又与我们何干？
不接受真光，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自然就不晓得得救的真道。如此一来，赛先生与我们何干？德先生又与我们何干？即使有两位先生在，我们生活的光景并没有因此就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们生存的状况也没有因为世纪的变换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流淌了几千年的泪水并不因为现代生活中多了几件冷冰冰的电器而断流。生存性的苦境给予人的压迫一刻也没有稍停。
文化名人熊十力在抗战期间对他身边弟子说：“吾有一坚确信念，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然而，就在他说这话的三十年后，“熊十力，这位旷代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消逝在一个残酷地践踏人类文明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了。”“家中书信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熊十力常常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
当代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他把自己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将自己的回忆录直接取名《一滴泪》，余英时先生在其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记：1985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2016年7月，上海彩虹合唱团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一夜之间，成为那个炎热猴年夏天的网红神曲。这首歌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关注，在于这是一首听了会笑着哭出来的歌，不少网友留言“笑着笑着就哭了”。此曲的主创说：“有很多人说听第一遍笑，听第二遍哭”。对此，心理学家分析说：“不言而喻，这首神曲能够引爆传播，是因为这首歌切中了都市青年上班族的情绪，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歌曲帮助都市青年上班族表达或者宣泄了长期以来欲诉无语，欲哭无泪的生活状态。仅仅从歌词中，就不难感受到都市青年上班族，特别是北京的青年上班族的辛酸和憋屈。”
……
的确如我们看到的这样，生存性的苦境并不因为时代的自然推进而有所消减，有所不同的也仅仅是在形式上发生一点改变而已。可见，这种生存性的苦境，人类自已是无法消除的，因为这苦境非外来因素所致，乃是人自己对上帝的叛逆所致，是因于人的原罪。当代著名神学家D.A.卡森在《认识苦难的奥秘》这本书里说：“我们从圣经大范围的故事全景所观察的重点来看，罪恶与苦难两者间有深厚的关系：罪恶是苦难的主要原因，叛逆是痛苦的根本，罪恶是死亡的来源。”这位著名的圣经学者说，“在圣经思想中的首先认定是：人类的堕落、我们作恶的倾向，破碎、悖逆的世界造成了仇恨和悲剧。”
如果对这个没有清醒的意识，人们还照旧一如既往的寄望于发展科技、复兴文化、变革制度等手段来把自己从这苦境中解救出来，都是白费苦心的徒劳之举，最多也就是从一种苦境转入到另外一种苦境罢了。人类对自己的解放永远只能具有临时的性质，它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苦难与不幸的问题，即人的罪性问题。
人类真正当寻求的，不是解放之道，而是拯救之道。“拯救和解放都是指解救，但解放是指通过人把人解救出来，是指人的自我解救。而拯救指的是通过上帝把人解救出来，而不是指人的自我解救。”瑞士神学家汉斯·昆在《论基督徒》这本书里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人类得拯救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这条路已经被上帝所赐下，就在我们的面前，也在对人讲说话，向人发出邀请。然而，我们依然是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我们依然如故地自以为是地偏行己路。人是多么的愚顽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53:1）。
其实，对于世人的愚顽固执，上帝早已预料到了，圣经教导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贴后2：10－11）。
2014年11月，在澎湃新闻记者对一位历史学者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宗教问题，那位历史学者这样说道：“宗教是最核心的DNA,但我们一般只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对这一块是直接无视的。可以这么说，希伯来传统在天主教统治时期是潜伏状态，经过新教改革浮出水面，成为主流动力，然后生长出近代一些新教国家，像荷兰、英国、美国。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正统的话，这就是正统，但却是中国人最陌生的。”那位记者十分赞同历史学者的话，他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选择人类文明成果的时候，可能是意识形态先行的，它导致了我们在人类知识和文明这个大篮子里，最后挑了不少犄角旮旯的货色。”
无独有偶，2016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在《文明真的没有高低之分吗？》一文中说：“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
的确，正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在人类知识和文明这个大篮子里挑了不少犄角旮旯的货色”“
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的这种奇怪的行为，才导致了上个世纪那么多的荒诞、荒唐与荒谬。
“耶和华啊，袮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袮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啊，袮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袮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袮呢？”（赛63：16-17）
历史已给我们作了最好的见证：我们当追求拯救的真理，而主耶稣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约10:9)。祂说祂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我们惟有在耶稣救恩真理的光照下,
改弦易辙，彻底离弃假神和偶像，迈向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指明的那条使人得救的真道上，我们方能活出人应该有的丰盛的生命来。
信耶稣，就是要与祂联合。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后5:17)。在耶稣基督里被更新的人虽然还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上，但他已不再以此世为念，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锁定在了对未来新天新地的盼望中了，因为在那个历史的未了，即新天新地里，一如《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21:1-6)。
我们当全然地信靠耶稣基督，常常来到祂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诚心领受祂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用祂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用祂话语归正我们所有的所言所行，让我们的所言所行所思都能与我们所信的相称，都能蒙神的喜悦，彻底过一个顺服神依赖神话语的生活。
主耶稣应许信祂为救主的人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喜笑”（路6：31）；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
51:17），“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8-29）。当耶稣所传的福音在我们这方土地上被广泛地接纳为一种道德上的文化模式，我们这个古老优秀的民族一切的劳苦叹息就会停止，我们就会拥有真正的大喜乐，得享那真正的安息。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1:16)，惟有祂能擦去我们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一切眼泪。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地走在一条被圣灵所光照的救恩之路上。愿神赐福我们！
“耶和华啊，求祢使我们向祢回转”
流泪先知耶利米曾为以色列国向耶和华神祈求：“耶和华啊，祢存到永远。祢的宝座存到万代。祢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祢使我们向祢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祢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哀5:19
）。据此，一首《向神回转》的赞美诗唱道：“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主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这是一个向神回转的时刻。”
是的，今天就是一个向神回转的时刻。
我们已白白的浪费了许多时间与机会,我们的心已迷失得太久，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中讲的那个浪子，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心态，不再自以为是地偏行己路，不再重复唠叨那些近似古老夜郎的传说，而“尊主为大”（路1:46）。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33：11）。而且“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约4:23）。因此，“回转吧！”三个字，简洁明了，对于21世纪的国人，无疑是一句最恰切、最贴切、最迫切的当头棒喝，是这个世纪的第一主旋律。
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对未来世界前景有一个预测，他说：“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这话可不是一位历史哲学家的一时即兴随意之言，从中国当下的情景来看，这话正在被事实所验证。华人神学家章力生博士在《世界名人宗教观》这本书里，对汤恩比有过这样的评述：“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汤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
基于这段评述，我们可以掂量掂量“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这话有着多么厚重真切的质感，它充满了对历史极其深刻的神学性看见。
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本书里说：“‘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位著名的传教士说：“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需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这一百多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依然没过时。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上帝给予了我们特别的担当。因而不单单外国人在思想，尤其是近代以降，中国人一直就在为此而探索，而寻求，而思想。
2014年5月，新锐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有过辉煌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而诗人顾城则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哲学，其实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没有预设的哲学，不仅不预设希望，也不预设末日。”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哲学有问题，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宗教、文化、哲学、理论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出于人的“自主”立场，试图单凭人自身的理性意志去寻找、去臆造一些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神让人去信仰去敬拜。岂不知人的理性是多么的有限，而且人的理性自从人类始祖的犯罪堕落已经完全被玷污，根本不可能正确的判断与认识问题。因此，没有一个哲人敢说他找到了真理，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敢宣称他自己就是真理。对于这一点，孔子对此深有体会。孔子曾对学生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求真理，为悟真道，“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晚不睡觉，殚精竭虑地去思想，然而，即使这样也并没有使我有所获益。”（《论语·卫灵公》）孔子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个“道”，他为此大发其感叹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然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我就是真理。”因为祂是创造万有的神，祂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这个世界因祂而存在，祂是一位有着超自然位格的真神，祂就是真理本身，祂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
人为什么要相信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真理。维特根斯坦说：“相信上帝即意味着,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生命有意义。”基督教之所正确，合于理性，在于“基督教是宗教意识的最高体现，它使人看到与上帝一体的灵魂深层和人类的内在团结，使人看到一种战胜痛苦与罪过的英武力量，一种为追求至高的、终极的人生目的而怀有的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终极阶段。”（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
人类生活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幸，皆是因着“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53:6)。然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1:19-21)
。明明有神，我们却顽硬的说没有神。不信神，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人活在这个世上就完全没有指望，也就没有爱，没有爱，人就活不出好的行为来，以至于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出于自己良好意愿与崇高理想，结果，行出来的总是事与愿违。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这是天父的世界。两千多年前，在各各他山上，耶稣基督已经用祂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开通了一条通往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来10:19―20)
。
除了藉着耶稣为我们所开辟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带我们走向新生，人类所有凭自己一厢情愿所想出来一切理论设想都不可能是一条通往拯救的路。人类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拯救只能来自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
历史的轨迹及其目的，都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预定好了，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因为神是万有的根源：“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罗11:36)。神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1:6)
。整个宇宙都是照祂的美意安排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9-10)。
种种迹象表明，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纪——这是一个大觉醒的世代，是一个为真理大发热心的世代，是一个归回神家的世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1:4），“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歌罗西书1：26）。
我们回家的时刻到了，因为日期已经满足。当这个世界上占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族类都听从了上帝慈声的呼召，信从耶稣的名，真心悔改，决志归回天父慈怀，作祂圣洁的儿女，因为“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1:12)，这样的话，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必定是一个崭新的面貌，必定是“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21:1)。而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的有福了。使徒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1：16-17）。“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诗25：12-13）。”“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诗112：1-2）。
我们还在滞疑耽延什么呢？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还期待什么呢？我们的心还要刚硬到什么时候呢？使徒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1-12）；因为“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哥林多前书7:29）。是的，现今就是我们“睡醒的时候”了，是我们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迷途知返转身回家的时刻了！
听，我们的神此刻正在呼唤我们：“‘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2)。
哈利路亚！感谢神！愿神赐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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